才过了几天没资本的日子，就开始不满意了？
配给制出问题是正常的，不出现问题，反而不正常。
先说次要原因。
一、配给制，把消费的阶层性完全打乱了，触发了很多稍显傲慢的情绪。
一家食品公司有诉讼记录，过去被行政处罚，有被执行记录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的产品是假冒伪劣。不过，这些小公司的产品，平时不在居民购买的范围内。拼多多19元包邮，也似乎成为铁证，但拼多多在卖，价格低，并不意味着不合格。“龙金花”品牌的食用油，听起来是像在山寨“金龙鱼”，但并不是，而是正规公司的产品。品牌当然没有“金龙鱼”响，但并不意味着是山寨和假冒伪劣。
很多人说，这些平时销不出去的产品，可算找到了出路。其实，这种看法是错的。这些产品不符合城市上中产的偏好，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假冒伪劣产品。这些产品大量的存在上海，平时也有大量的人去买。只不过，它们不会出现在开市客，也不会出现在专卖进口产品的超市，或许在货架不起眼的地方，或许，在某个乡镇的小店中。这些品牌作为整个食品、副食的一部分，在满足上海人的日常所需中，也不可或缺。只不过，平时按照价格机制，消费者各取所需。
政府采购，打破了这一切，相当于随机分配，失望与抱怨也随之出现。集中配送加剧了问题的舆情。物资统一配送，100份发霉的食物，本来是分散在某家超市的供应范围内的，比如，20平方公里，现在集中到一栋楼。以前不会引发新闻，找超市退了就完了，因为都是分散的，也没新闻性，但现在却会在群里群情激愤。
二、政府部门本就很难替代市场
政府的基层组织，本来就不是设计来保障2500万人的生活的。上海日常从事批发、零售、交通、物流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，有389.9万人。正是这389.9万人，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。
上海15-59岁年龄段人口总量1661万人，这里面还为成年人、大学生，真正的劳动人口，估计也就1500万左右。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，上海日常从事批发、零售、交通、物流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，有389.9万人。这400万人，通过市场，把老百姓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所以，我觉得要纠正一个认识，城市的第一功能、最大职能，不是什么经济中心、航运中心、金融中心，科创中心，而是生活中心！
在短时间内，把这个功能整体切断、停止，改为政府配给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替补的。会对基层形成了过大的压力，即便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，但政府部门没经验，会产生混乱，各种假冒伪劣就乘虚而入。更何况，很多人还心怀鬼胎。
三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即便长期运行，配给制也不可能好。
很多人觉得，平时生活中有“假冒伪劣”也就算了，但在疫情封控的特殊时期，市民牺牲了自由，足不出户，政府发放的“保供物资”出现如此多的假冒伪劣，是打破了底线。但是，这正是配给制的常态。
据说B站的青年看到朝鲜金先生给播音员送了房子，都很羡慕，希望分配。但真正像上海居民这样，才感受几天，才部分感受到供给制，还仅仅是部分配给制，就受不了呢。
市场中有假冒，但有竞争，消费者会选择，所以，资本当“坏人”只能坏一次，那么，资本自然会约束自己。盒马连土豆超过一天都要道歉，这就是市场机制制约下的资本。一旦进入配给制，一切逻辑都不一样了。
配给制的特点是，东西你白白发给你的，但你没有选择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发什么，怎么发，这就是权力。有权力就会有寻租。品质差的东西，小众的东西，价格低，且不透明，这中间水分就大，回扣空间也多。
别说完全的供给制，就是供给不足，都能产生权力。改革开放前，那时候不少国营商店里挂着“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”的标语。只可惜，天天抓阶级斗争的年代，经济一直没怎么发展，供给也很难保障。
国营商店的营业员都是高人一等，一副卖牛肉的样子。顾客上门，营业员总是爱理不理，和顾客吵架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有的商店还有一条响当当的店规:“不得打骂顾客”。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样的店规，只怕要内心崩溃了。可当年就是这样的，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匮乏，营业员牛叉得很，是婚姻市场上的优势者。
四，保供名单不是居委会操作的，但居委会也有权力。
当然有很好的居委会，但也有不好的居委会。
目前，除了少数的确的居委会书记、主任的待遇可以参照当地的事业编制，目前大多数居委会是没有编制的。居委会不是官，是老百姓。居委会平时没有什么权力，一旦遇到采购，未必能把持得住，即使出事了，辞退了，损失也不是太大。而且，很多时候，直接负责审批团购的，甚至不是居委会书记，而是志愿者。如果预期能长期持续下去，就会放水养鱼，做可持续的打算。如果知道这事儿长不了，就会竭泽而渔。人性的贪婪是不断滑坡的，直到滑过那危险的底线，引发居民反弹。
在封城中，居委会还有一个权力是审批团购。理论上，这是一个满足居民差异化需求的办法。如果政府统一认定生活必需品，就根本没有这个空间。但由此，权力的空间也出来的。我家参加了一次团购，但据团长说，他打了一天居委会的人的手机，没人接电话，居委会书记不批，志愿者就不会帮忙送，就进不了小区，最后团购失败。当然，这里面或许有客观原因。但毋庸讳言，接不接电话，只接熟人的电话，就会形成实际上的权力空间。
现在居民敢于声讨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封禁总有头。如果这种配给制、审批制是长期的，没有居民敢在网上抱怨。以前，居民到国营肉店去买肉，还得给卖肉的师傅递上一根烟。不然师傅就给你割一块瘦肉，而不是你想要的白花花的肥肉——是的，我没写错。
不过，配给制中的“坏人”也未必都是坏事，也会带来好处。
很大程度上，目前居民相对多元的供应状况，是灰色空间倒逼出来的。团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，老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，东西就进小区了。基于当下的大背景，这对居民是好事，而不是坏事。
为了居民的需求，承担责任，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团购审批的人，不是没有。但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，不贪财，不做黑市生意，那么，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，没有利益，自然不承担骑手、闪送、团购带了的感染风险，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居民的自发团购。可乐、冰激凌、香烟、酒这些东西，居民想都别想。所以，寻租，在很多时候，往往是配给制的一道缝隙，即便在疫情短短的配给制中，也不例外。
当然，这也得有度。做这些灰色生意的心中要有点数，有审批权的人心中也得有点数。有些人为了让灰色生意更好，甚至是居委会自己的生意更好，就让有审批权的卡大平台进小区，居民闹起来，生意就做不下来，还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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